论孙思邈大医精诚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在古今两千多年的中医界中,大医孙思邈是以博学、聪慧、薄名利、享高寿以及名医名儒这些荣誉而称道于世的传奇人物。他在《大医精诚》中精辟地论述了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与高尚的品德修养,这也使其医学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对后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崇尚科技力求完满的今天,我们将孙思邈身上的医者精神进行深入剖析,既是对古代灿烂文化的传承,又是对今天不断出现的医患矛盾的道德审视。
孙思邈之所以医德高尚,这与他独特的人文素养有很深厚的联系,而他深厚的人文素养又与其对于儒释道传统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有紧密联系。今天当我们着重研究孙思邈的医德伦理的内涵时,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儒家特殊的人文关怀与处世原则影响了孙思邈的医学思想,以至于孙思邈在习医过程中极力倡导医技与医德的重要性。在其二部《千金方》中,他用精湛的文学功底阐释了医技与医德二者的辩证关系,这也为后来中国几千年的中医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孙思邈《大医精诚》的思想就是中国医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思想明珠。对这一思想深入探究与分析,对我们的从医之道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第一、孙思邈大医精诚思想是儒学五常的医道践行
儒家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
首先,仁是医学情感的核心。
在传统医学界,两部《千金方》集中体现了孙思邈的医药学术思想,究其思想情感本质,可将其概括为"仁"。在《药方序》中表述其创作目的时,孙思邈用了方部浩繁,良莠不齐,求检至难等词语。他是站在了一个比单纯的学术研究更高的层次上来写书,这个层次就是仁。"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将天下作为己任。孔子在论述仁时谈到忠恕近人,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被公认的道德金律,在孙思邈的医学伦理思想中被表述为"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在《药方·大医精诚》中他说"处以珍贵之药,另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医生开药过程中任意开贵重的药材以及炫耀自己的技能,这是偏离忠恕之道的。仁就是要想病人之所想,痛病人之所痛,真正做到与病人心连心。
其次,义是价值准则。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将义解释为适宜,符合天理。亦即是说要与宇宙万物存在发展的根本原则相一致。孙思邈的"义"体现在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的医道践行中。在社会中,个体行为的出发点均是自身现实的特殊利益,利是人们行为的普遍动因。而孙思邈则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对于大医进行了约束:一个致力于普济众生的大医应当有担当意识,他们做事行为的出发点应当符合理的要求,做苍生大医,必以"上疗君亲,下救贫贱"为医道宗旨。孙思邈在义利关系上明确表明治病救人不为谋利的看法,他对 "南阳诸师"将张仲景的医方保密不传表示了遗憾和愤慨,他在《千金翼方》第五卷中将其行为定为"令圣道不行,拥蔽圣人用意",并在自己行医的80余年将自己的医方传给世人而从未留有秘方。一个医者不应只惦记个人小利而善恶不分,真正的大医应当好善而恶恶,辨别是非。
其三,礼是行为模式。
礼是仁义的具体行为和规范,在《礼记·檀弓下》中"节文"一词的含义就是制定礼仪,使行之有度。孙思邈在医书中多次强调礼作为规范的重要性,《药方·大医精诚》中他就对一个医者的行为进行了描述,一个德艺兼优的医生,应该能使思想纯净,注重内省,谦逊戒盈,目不旁视,看上去庄重得体、气度宽宏、不卑不亢。在诊察疾病的过程中要专心致志详细了解病状脉候,一丝一毫不得有误,处方用针不能有差错。孙思邈在具体行医过程中十分注重行为以及言谈的规范性,他说:"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不得多语调笑,谈靴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礼具有调节、制约人们行为的功效,它能够教授人们如何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孙思邈始终强调学习礼的重要性,他在著述中告诫同行必须要阅读像五经这些指导人行为的文献。因此,礼应当视为内外双向规范而被匡正。
其四,智是知性的原则。
智在儒家看来就是要对善恶、是非有清晰敏锐的洞察力,树立明确的道德原则。孙思邈是典型的学者,从启蒙开始就投入儒家的怀抱,他是孔孟之言的阐明者、发挥者和执行者。《中庸·盘铭章》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孙思邈从年少起就坚持对于知识的学习,他讲到"白首之年,未尚释卷"、"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方"。《要方·序》中,孙思邈直言不讳的指出古今但凡成大医者,必须对《素问》、《甲乙》、《黄帝针经》、《周易》、五经以及《道德经》和《庄子》有所涉及甚至要精通。后来许多医史学研究者发现孙思邈不仅医术和药学方面十分杰出而且在诗学、文学方面都有所涉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孙思邈正是人文素养的积淀使得孙思邈在医学方面不是仅仅停留在诊治疾病、扶贫济困,而是迈向了更高的医学理论创新与实践发明之路。
其五,信是联系人际关系的纽带。
儒家认为人道作为天道在人类社会的具体表现,同样应该和天道一样真实无妄。故《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应当忠实于自己的社会身份,自觉的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孙思邈在《药方·大医精诚》中就曾明确医生的准则,他认为医生应当谨慎言辞,不能随意跟别人开玩笑,不能大声喧哗,不能谈说别人的短处,炫耀自己的名声,诽谤攻击其他的医生,借以夸耀自己的功德。我们的一言一行要出于自己的本性,保证它们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信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反映了人们之间真诚交往、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的愿望。儒家强调人际交往中要守信用,以诚待人和表里如一。《药方·序》中"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就是孙思邈对于信的认识,他认为医生治病应当不论亲疏远近都应一视同仁,做到人己不欺。
第二、精与诚的辩证关系
孙思邈在《药方·大医精诚》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于"精和诚"这一对范畴进行了系统的学理阐释,因此后来很多学者认为精和诚是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的两大纲领。孙思邈所论述的"精"与《论语·乡党》中"食不厌精"同意,指的是医术的精通细致,精益求精。"诚"与《礼记·大学》中"此谓诚于中,形于外"同意,指的是医德的真实无妄。具体来看,今天的习医者通常将精和诚称作业务和思想,而将二者的统一称作业务知识结构。 孙思邈的"精"可以概括为"以医为体,以道为用"。无形之物的"道"推动了有形之物的"体",使其生存与活动。孙思邈的医学诊治思想中道家的思想起着指导和支配的作用。孙思邈在《药方·大医习业》中阐述"周易六壬,并须精熟","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将《易经》从五经中剥离出来,又把其排除在儒家文献之外而与六壬并列,这充分体现了孙思邈十分看重道教思想在其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作用。两部《千金方》中道教气息特别浓郁的或全部为道教的就占了9卷,所以医者在评价孙思邈的医学论述时用了"《内经》《本草》传统理论与道教紧密结合"的话语。孙思邈的"诚"可以概括为"内外兼修,悟理明道"孙思邈是"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的一代"儒医",他在《小儿卫生总微方论》中就特别提出"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只有明白了世间万物总的"理"才能在医术上有所完满,而只有达到了这两者的融会贯通最终才能用药救济苍生。在中国古代强调以诚待人的医者并不多见,甚至很多医者并未将医德作为个人诊治病人的先决条件,而孙思邈却在其著作的序中浓墨重彩的添上了"诚",我们不能不由此看到孙思邈认识的高明之处,而正是这比人高的一点使得他在具体的习医过程中注重对于言行举止的控制,使其最终成为古今医者的表率。
尽管我们在《大医精诚》和《大医习业》中看到孙思邈十分强调医德思想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要承认在医学界作为医术的业务是第一位的,医生的先决条件就是精通医术,这既是习医者的入门之道,同时也是其成长进步的阶梯。但孙思邈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医术的学习中要通过人文社科知识储备的提升塑造出一种德行,德性的提升反过来进一步鞭策医术的进步,两者不可偏废。思想和业务天然有着因果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同时又相互作用。有时因为业务的需要而左右了思想,有时又因思想而改变了业务。正是孙思邈完满的医德与扎实的知识储备使其在针灸学科、妇产学科、儿科、骨伤学科以及耳鼻喉科做出了新的贡献,为医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第三、孙思邈大医精诚思想对现实的启示意义
首先,是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就是全面贯彻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医术与医德兼备。孙思邈《大医精诚》精辟论述了医术医德的辩证关系,他告诫习医者不仅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而且还要有一颗"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孙思邈的一生经历对医学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孙思邈幼时就时常去医门,成年后身体也常染病,晚年亦是勤服汤药。正是在这样的先天与后天不利的身体条件下孙思邈以抱病之身来习医,对于病者的苦痛则有更加深入的体会而其钻研也会比一般人更加深入。因此,医学院校可广泛吸收身体残疾有志从医的学生,让他们享有更多的教育资源,这样他们必定立志钻研医学,对社会和自身的发展大有裨益。在医学院校中相应的课程比例也应进行改革,据统计甘肃某医学院校中医学专业的课程比例中专业课程占到90%,而仅有的人文课程中学生的缺席率也十分高。与此相比孙思邈充足的人文知识储备则是我们所应敬仰与学习的,因此当前有效的课程实践改革十分必要。
其次,是完善医院文化建设的需要
目前,我国医院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市场化的运作给医疗机构的冲击十分巨大。医院渐渐失去其公益性,出现了自外向内扩张整体性的逐利现象。因此,加强医院的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迫切了。医院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使医生这个职业群体意识到自身是"自为的存在",因为只有扬弃了"自在的存在",医者的职业主体性(此处区别于人的主体性范畴)才能够自发唤起,才能真正的树立"以人为本,诚心救人"的价值观。孙思邈《大医精诚》的思想为医院文化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与核心价值导向。文化品质的提升贵在学,医院的文化建设应当体现医患双方共同的学习实践中。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文化建设、沧州中心医院文化建设的案例就是这样的典范。医院让病人在就诊治病的同时,接受儒家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健康教育的熏陶。这样在医患共同学习的过程中提升了医院的文化品质。
最后,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需要
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这不仅严重影响着医疗服务市场,而且逐渐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医患关系紧张一定程度上说明医患之间基本的信任。造成这种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在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交流的畅通性不到位。宋o淳熙年间的《淳熙秘阁续帖》中有孙思邈将一石小米赠与贫穷病人的描述,而在今天医患的交流场所更多的集中在医院,医生和病人的交流更多的处在医院这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场所,很多的信息无法通过观察交流得到,因此医患之间身份和地位变得更加直接和不对等。郭应禄院士在其撰写的《敬业精神与医学人文教育》一文突出强调了医者对患者主动关怀不够。由此可见,在日常工作中,作为救死扶伤的医者,要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大医精诚》的思想多与病人沟通,多为病人着想。而医院则可以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因此,孙思邈《大医精诚》的思想是治疗医患关系紧张的一剂良药,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思想法宝。